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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監管部門屢次違背上位法,將法律的槍口面向打假者,是保護誰的利益???

發表于:2019-06-12 點擊:

部門立法讓與十三億消費者息息相關的食藥化妝品等消費安全糾紛面臨投訴無門
市場監管部門屢次違背上位法,將法律的槍口面向打假者,是保護誰的利益???
——《市場監督管理投訴與舉報處理辦法(征求意見稿)》的建議
 

文/史瑞杰

 
2019年5月10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向社會公開了《市場監督管理投訴與舉報處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辦法(征求意見稿)
辦法征求意見稿》:第六十八條規定:消費者對購買、使用的食品、藥品、醫療器械、化妝品的質量安全問題提出投訴的,不適用本辦法規定的調解,按照本辦法第四章規定(舉報)處理,并告知投訴人可以就民事爭議依法提起民事訴訟。”
      
辦法征求意見稿
第二十二條規定:“對投訴人、舉報人不以保護自身合法權益或者制止違法行為為目的,濫用權利,反復、大量、惡意地提出投訴舉報,滋擾市場監管部門正常工作的,市場監管部門應當從嚴把握其投訴舉報的受理標準。”
      公共政策,影響著公眾的利益、大眾的生活,也離不開民眾的參與、群眾的支持,這兩方面,共同構成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因此,立法不單單是“部門自己說了算”,改革當前,市場監管部門但卻頻現“閉門造法”部門立法違背改革及法律的事情當前食藥及化妝品等消費安全關系千家萬戶,中央領導數次要求嚴查違法,暢通投訴渠道,維護正常市場秩序及營商環境,征求意見稿》:第六十八條規定消費者對購買、使用的食品、藥品、醫療器械、化妝品的質量安全問題提出投訴的,不適用本辦法規定的調解逼迫投訴人選擇走司法途徑處理,剝奪了投訴人的行政投訴權。建議去掉其條款。
第二十二條的規定,對于大量及多次投訴舉報,只要其舉報投訴的違法事實屬實,行政機關就應給與受理,對舉報投訴的違法事實應嚴格查處,而不能以舉報投訴次數為受理依據。對于舉報不實、虛構捏造事實的,才應不受理。
行政執法機關拒絕十三億消費者的食品藥品化妝品等與生活最密切相關的調解投訴訴求,在我國法制史上實為罕見。在我國消費維權法治進程中,每個和消費者及老百姓權益有關的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都有相應的調解機構,專門負責調解受害人與責任方的糾紛協調處理。
一、下面列舉部分部門關于行政調解的規定及精神,各部門均有調解機制,為何市場監管部門要杜絕與群眾最密切相關的食品藥品糾紛的調解?
    1、國家衛計委《國家衛生計生委等11個部門聯合印發維護醫療秩序打擊涉醫違法犯罪專項行動方案》中的一段規定:“四是做好醫療糾紛化解工作。各地要加強醫療糾紛人民調解體系建設,完善人民調解組織網絡,力爭2014年底覆蓋75%的縣級行政區域。建立健全醫療糾紛人民調解與醫療機構投訴管理銜接機制,及時引導醫療糾紛通過人民調解化解,有效防止矛盾糾紛擴大升級。鼓勵各地探索建立符合當地實際的醫療風險分擔機制。大力推進醫療責任保險,力爭覆蓋二級以上醫療機構 
   2國家工商總局規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處理消費者投訴辦法》(2014年2月14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令第62號公布)第四條:“ 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在其職權范圍內受理的消費者投訴屬于民事爭議的,實行調解制度。”
   3國家質檢總局規定:《產品質量申訴處理辦法》第二條:“ 屬于《產品質量法》調整范圍的產品,用戶、消費者發現有質量問題,有權向技術監督行政部門提出申訴。”第七條:“技術監督行政部門對……產品質量申訴,應當根據申訴人或者被申訴人的請求,采用產品質量爭議調解方式予以處理。”
  4、公安部《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四條 對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的爭議,當事人可以請求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調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經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調解,當事人未達成協議或者調解書生效后不履行的,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5、公安部《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九條 對于因民間糾紛引起的打架斗毆或者損毀他人財物等違反治安管理行為,情節較輕的,公安機關可以調解處理。經公安機關調解,當事人達成協議的,不予處罰。經調解未達成協議或者達成協議后不履行的,公安機關應當依照本法的規定對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給予處罰,并告知當事人可以就民事爭議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6、公安部《公安機關治安調解工作規范第一條  為進一步規范公安機關治安調解工作,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穩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等規定,制定本規范。第二條  本規范所稱治安調解,是指對于因民間糾紛引起的打架斗毆或者損毀他人財物等違反治安管理、情節較輕的治安案件,在公安機關的主持下,以國家法律、法規和規章為依據,在查清事實、分清責任的基礎上,勸說、教育并促使雙方交換意見,達成協議,對治安案件做出處理的活動。
 8、司法部:組織人民調解大講堂,全國設立人民調解委員會,以國家的法律、法規、規章、政策和社會公德為依據,對民間糾紛當事人進行說服教育,規勸疏導,促使糾紛各方當事人互諒互讓,平等協商,自愿達成協議,消除紛爭的一種群眾自治活動。
在我國的傳統文化當中,有以“和”為先的文化傳統,就連在最基層的農村村委會都有“民事調解委員會”,負責調解鄰里之間等矛盾糾紛,化解基層矛盾,在這一傳統社會意識文化背景下,在公眾心目當中,歷來重視調解,尤其是行政調解。再從上述各部門關于行政調解的規定中,我們不難看出行政調解工作的重要性和普遍性,也是化解社會矛盾的一個主要程序,而且能起到一個好的效果,而今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出人意料的自定家法,拒絕中國十三億人食品藥品等消費糾紛行政調解及投訴權,與“依法治國”的精神反其道而行,與群眾越走越遠,脫離群眾,不但有損國家形象,更人為的增加了社會矛盾的風險,違背黨中央國務院要求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精神”及“依法治國”的理念,將部門利益及官僚主義放在了首位
輕者說,市場監管總局違背改革立場,脫離群眾路線;重者講,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拒絕群眾食品藥品化妝品等投訴訴求,剝奪公民合法權利,實屬誤國誤民。
國務院《規章制定程序條例》(2018年5月1日施行)第三條:“制定規章,應當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遵循立法法確定的立法原則,符合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其他上位法的規定。 沒有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依據,部門規章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范,不得增加本部門的權力或者減少本部門的法定職責。沒有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依據,地方政府規章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范。
《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15-2020年)》要求:“有關行政機關要依法開展行政調解、行政裁決工作,及時有效化解矛盾糾紛。”將行政調解列為建設法治政府的民事糾紛解決三大制度舉措之一。要健全行政調解制度,進一步明確行政調解范圍,完善行政調解機制,規范行政調解程序。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見》被各界稱為最嚴規定,其中特別強調暢通投訴舉報渠道,落實舉報獎勵制度。
市場監管總局部門立場自立規定,其目的是為了杜絕群眾參與打假,習近平總書記講,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假冒偽劣及消費欺詐猖獗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嚴重,為此我國頂層設計供給側改革,將法治作為唯一的市場規則,且要求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要求建立巨額懲罰性制度。部門立場將法律的槍口面向的打假者及全體消費者,客觀上就是保護了制售假者的利益。
 
   二、急需破除“消費權益保護”立法中的改革阻力;在消費權益立法層面,個別部門及專家存在“為利站臺”和“人為模糊改革理論”的嚴重問題。打假影響經濟發展和營商環境不過是反腐影響經濟發展的另外一種說辭,腐敗絕不是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潤滑劑同理,“假冒偽劣和消費欺詐”也絕不是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潤滑劑,中國社會需要的是一個完善的良性的發展環境,而絕不是要一個“帶病”的虛假繁榮。習近平總書記講:法治才是最好的營商環境。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四中全會的決定說明中指出的立法領域面臨的突出問題之一,他說,“還有就是立法工作中部門化傾向、爭權諉責現象較為突出,有的立法實際上成了一種利益博弈,不是久拖不決,就是制定的法律法規不大管用,一些地方利用法規實行地方保護主義,對全國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秩序造成障礙,損害國家法制統一。”
2019年315期間青島中級人民法院發布消費維權白皮書及十大典型案例,支持職業打假索賠,被法學界和媒體稱為回歸常識的最完美判決。判決中寫到:“職業打假是消費者的先驅,要求法院支持制假、售假的利益否定打假的利益,是與制假、售假者一個立場的腔調。有些人把法律的槍口對準打假者,做出讓打假者痛,制假、售假者快的事情,背離最基本的人民意志,因為人人都是消費者,《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是人民的意志。打假也需要專業,如果多次打假者可以定義為職業打假者的話,那么職業打假者就是消費者的先驅,自然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保護。關于本案上訴人是知情者,其訴請應否得到支持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管理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對此已經給出明確的答案“因食品、藥品質量問題發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此其一;其二,如果不準知情的消費者打假,就會造成這樣的結果:不知情的消費者不可能打假,而知情的消費者又不準打假,則制假售假行為可以堂而皇之大行其道了,如果這種荒謬的觀點能夠成立,那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立法宗旨可以改為制假售假的護身符了。
 
毫無疑問,“消費打假”撼動了行業利益,有望打破行業潛規則及舊式政商關系,推動了行政監管和行政作為,在監督和推動下的行政作為其實是一種被動作為。
改革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所涉利益集團不愿接受改革,這種利益博弈上升到了“立法層面”,個別部門因監管壓力大或不能適應依法治國的新形勢,從而在立法上為小集體服務,而忽略法理;利益集團通過“立法”企圖將“集團意志”變為“國家意志”,但全社會卻要為此買單,這是對改革的嚴重阻撓。供給側改革就是為了改善產業發展中存在的不健康的狀態,包括“政商關系”的不健康因素,某些企業商家依然停留在舊式的經營理念上,對打假人和消費者的監督不適應,對“懲罰性賠償”抵觸大;某些監管部門不能適應新形勢,面對消費者維權意識的普遍提高和投訴監督量的不斷增大,不能用法治思維處理問題,反而擬采用“堵”的方式來減少工作量和對其自身的監督,這種做法違背法理和改革精神。更為甚者,還出現了一種非常可怕的聲音,認為政府不應該看好“社會監督”和“社會共治”,稱“社會監督”不美好,抱怨我國這些年在立法上越來越重視社會監督了,稱立法似乎太“癡迷”社會監督了,說什么“懲罰性賠償”讓社會共治變了味,公然質疑消法的立法目的和“社會監督”“社會共治”在法治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更公然質疑最高法的相關司法解釋,稱法官的做法是“懶于思考”。這種拋棄法理、不顧改革大局的聲音,是目前我國改革當中面臨的最大的思想層面上的阻礙改革要順利進行,唯有打破不健康的“政商關系”建立新的健康的政商關系,排除部門保護和部門利益,才能有序進行,否則,改革或在某些地方和部門只停留在口號上,而落實不到實際當中。
 
在消費權益立法層面,個別部門及專家存在“為利站臺”和“人為模糊改革理論”的嚴重問題。打假影響經濟發展和營商環境不過是反腐影響經濟發展的另外一種說辭,腐敗絕不是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潤滑劑同理,“假冒偽劣和消費欺詐”也絕不是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潤滑劑,中國社會需要的是一個完善的良性的發展環境,而絕不是要一個“帶病”的虛假繁榮。
當下,推進和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重中之重”,但改革執行力嚴重受阻的問題不容忽視,首要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團阻礙改革,一是歷史形成的“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的頑疾得不到快速有效破除,二是既得利益集團中的“理論人士”對改革理論的人為“模糊”,從“理論”上為既得利益集團站臺,致使改革執行力受阻,甚至造成“理論倒退”。
為阻礙改革者提供理論支持,比明顯的“部門保護”和“地方保護”的更為隱蔽,也更難以破除。毫無疑問,建立法治政府,用法治作為市場經濟發展的唯一規則,有利于經濟發展,既然要用“法治”,那有人就直接從法治源頭“立法環節”做文章,從“根”上維護小集體利益,全然不顧改革大局,甚至有些部門和地方將“法治”和“經濟建設”對立起來,讓“法治思維和法治建設”在現實工作中難以落地。
    曾經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征求意見稿)》第二條擬將一部分監督型的消費者排除在《消法》的保護之外,令社會各界特別是學術界大為震驚,引起諸多專家學者的反對,唯獨企業商家為此歡呼,但行政機關保守思維卻依舊頑固,在此形勢下下甚至有些部門和地方也跟著以“會議紀要”等形式出臺完全違法的地方規定和部門規定,有些地方甚至公然發文,意指“打擊假冒偽劣等消費欺詐行為影響經濟發展和營商環境”,這種落后觀點與反腐初期出現的“反腐影響經濟發展”的論調如出一轍,保守勢力與一些企業及行業協會的聲音遙相呼應,且一些學界專家充當企業說課,身兼企業顧問或行業協會等顧問,為利益而公然為落后理論站臺,輿論造勢,人為模糊改革理論,為個人利益而放棄說真話,放棄講法理,讓法治面臨倒退。
“打擊假冒偽劣和消費欺詐影響經濟發展及營商環境”的言論不值得推敲,背后無非藏著“官商勾肩搭背”的腐敗暗流,打假影響經濟發展不過是反腐影響經濟發展的另外一種說辭,腐敗絕不是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潤滑劑同理,“假冒偽劣和消費欺詐”也絕不是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潤滑劑,中國社會需要的是一個完善的良性的發展環境,而絕不是繼續要一個“帶病”的虛假繁榮,帶動產業升級,促進質量發展是國策,而那種“傍官經濟”和以“假冒偽劣”“消費欺詐”帶來的經濟發展屬于典型的“腐敗經濟”,而決策層和學術理論界,或任何有長遠目光的人都非常的清楚,我們要的不再是“帶血的GDT”,當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改變這種不良現狀,要建立一種法治規則,創作一種能夠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環境。
十多年前,著名經濟學家、改革專家厲以寧教授曾兩次公開發文支持“王海打假反欺詐”,指出“地方保護和腐敗”嚴重破壞市場經濟發展,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給王海題詞“市場清道夫”,稱監督是一種市場機制,要利用這種懲罰性賠償的監督機制來打擊假冒偽劣和消費欺詐,著名法學家何山教授“以身試法”親自購假索賠,以“身體力行”的方式來公開支持王海打假,著名法學家劉俊海教授數次公開支持王海,稱王海是中國聰明的消費者;打擊消費欺詐不是中國經濟的減速劑,而是加快實現中國經濟轉型和促進產業質量升級的催化劑。深入推進反腐,并輔以轉變政府職能和簡政放權,建立新型政商關系的目的就在于為市場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創造一個公平公正的環境所以要建立法治政府,建立唯一的法治市場經濟發展規則,中國經濟要想得到長遠的發展和持續繁榮,決不能再落入飲鴆止渴的誤區,而必須通過供給側改革來實現
促進經濟發展,離不開經濟學界的理論指引,建立法治規則,更是離不開行政部門及學界的理論支持,而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法治經濟,法治建設和經濟發展緊密相連,目前,促進改革執行力,破除改革阻力,更是需要行政內部理論人士及學界的理論自覺,理論界要有對中國真實問題的研究自覺,要有對促進現代市場經濟發展和法治進步的發聲自覺,行政部門及學界不能忘記上世紀我國由于建立計劃經濟體制而導致的國民經濟頻臨崩潰的慘痛現實,更不能忘記改革開放及法治建設將中國帶向繁榮富強的發展之路,行政機關應從全局出發,從改革出發。當下,我國深化改革為社會發展指明方向,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法治發展有其現實意義上的迫切性,改革面臨阻力,學術理論界,需要有一種改革自覺性,行政部門理論人士不能“投其所好”,應擺脫舊式思維和習慣,目前在立法博弈中出現了有專家學者為了給部門利益服務而說出了一些脫離經濟常識和法治常識的常識性錯誤,甚至導致這種有違常識的條款被寫入部門法條,改革的目的不僅是繁榮了經濟發展,同樣會帶來學術領域的百花齊放;學術界及行政部門理論家應自覺堅持從實際問題出發,從本質上解釋發展現象,自覺重視法理,重視基本問題,真正的從理論上為當前我國社會的改革發展做出理論指引,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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